农业学大寨，是在吸取了之前一地鸡毛的教训后，从造假，变成了聪明的造假。
大寨在宣传中一直标榜自己是“自力更生”的典范，说大寨没有拿过国家一分钱。但事实上大寨村就是典型的波将金村，堪称中国之后一系列类似的“集体经济”典范村的前辈。
大寨村在虎头山上做工时，为了架设索道先是从阳泉矿务局四矿前后白拿了8000米的钢丝绳，然后又“借用”了一台东方红75推土机，用了半年多后被彻底用坏，后又送到天津大修，全部费用都记在了矿务局头上。之后大寨又从阳泉矿务局一矿毛了一台东方红75，外加两名司机，在大寨干了半年多后推土机已经基本报废，而使用费和大修费大寨自然也是分文没给。[1]
为了给大寨架设高空运输线，阳泉农机厂派去10个工人干了3个多月，所用材料、设备和人工全部由农机厂负担。阳泉晋东化工厂则无偿支援了大寨导爆索、雷管和黑色炸药，
大寨村多年来搞人造小平原等工程，所用炸药全是太原的几家化工厂以处理品的名义“无偿支援”的，到1980年时还拉走了约66吨。其中江阳化工厂在1972年曾经被要走了8吨炸药，该厂倒是把发票开到了大寨要求付款，但大寨直接不予接受，此事也不了了之。
大寨村多年来都占用公社农机站的推土机，却长期拖欠应付的使用费、油费和运费，昔阳县的两台推土机被大寨连续占用了六、七年，被拖欠了使用费12600多元。从1975至1978年，地、县有关部门以支持大寨科学种田实验小组的名义共拨款支援57049元。
多年来大寨都不用承担为县、社出劳力的任务，反而长期驱使外面的劳力力为自己服务，大寨在虎头上的六个蓄水池其实只有一个是他们自己动手修建的，其余五个都是由县、社专业队和解放军为他们代劳。其中最大的罗面垴水池及配套工程，是由国家和集体投资了11.1万元，县社专业队投入4万多个工修建而成。友谊坡水库，是由公社专业队出力，投工9200个，投资1.5万元。虎头山的绿化工程，则是主要靠县、社干部、职工、师生的支援。果园是由农技人员帮助建成，苗木则由省、地、县无偿支援，合计102097元。
从60年代开始，各级有关部门就以各种试点的名义扶持大寨的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化，其中包括中科院拨给的“试点费”50万元，用于农机和养猪的35.47万元，其中大部分机械都以“折旧”“报废”的名义以极低的价格甚至直接送给了大寨。
从1967-1978年期间，每年春末和秋收，昔阳县都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职工、教师和学术来帮助大寨干活，除了这些季节性的支援外，大寨还有固定的“长工队”，大寨接待所的70名职工每年要给大寨做工4000个，县水利专业队有100多人从1974-1979年秋期间一直在大寨修水利，修地。中科院在山西的五级农业服务队20-30人，从1969-1977年都在大寨服务，大队划出30亩的试验地由他们负责，这些“臭老九”包揽担粪等一切重活。
大寨村以及昔阳县多年来在粮食产量上也精心造假，1973年昔阳县遭遇了一次重大的风灾霜灾，实际粮食产量只有0.746亿公斤，但陈永贵为了实现自己夸下的海口，亲自主持公社书记会议要求下面虚报产量，一开始下面虚报了2500万公斤，但陈永贵仍不满意，在他的授意下大寨带头虚报产量，最后一共虚报了4500万公斤，此后年年如此，到1977年时还虚报了3000万公斤。由于连年虚报，有的社队明明粮食增产却闹粮荒，群众埋怨道：“他们出名升官，我们出力受苦，还得遭着饥荒”。[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