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伦斯坦要分两部分时期看，一个是1629吕贝克合约缔结之前,一个是1630年雷根斯堡诸侯会议罢免其职务之后的事。
从1629年前来看，华伦斯坦的表现对于费迪南来说无疑是忠诚的，也是波西米亚人德意志化的杰出代表，在于新教家庭出生并且在其氛围长大下的他并没有追随其父亲那样成为一名虔诚的新教徒，而是放弃了其多年以来信奉的信仰，成为了那位帝国境内新教徒称之为“新教和解者”的马蒂亚斯的侍从，并且也受洗成为了一名天主教徒，华伦斯坦对于在之后1620年镇压波西米亚图恩派新教徒起义和1627克里斯蒂安四世干涉的表现是显然符合费迪南二世心意的。
但在1629年吕贝克合约以后费迪南发布了“归还教产赦令”企图将帝国内部事态限制在缔结奥格斯堡宗教条约时的水平上，就这时候主张宗教宽容的华伦斯坦与费迪南的想法实际上已经貌合神离，同事真正的矛盾也在1630年雷根斯堡帝国议会以后爆发了，在议会上直接罢免了其职务，尤其是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的压力下才迫使如此决定, 之后也证实了黎塞留的外交手段也间接造成了这个后果。
可以说1630年雷根斯堡议会罢免其职务之后算是一个转折点，1631年布莱登菲尔德战役蒂利伯爵的常胜军惨败后，费迪南二世迫于困境，再次准备召回华伦斯坦，双方也在格勒斯多夫进行了长期的谈判，此时的华伦斯坦已经是心猿意马了，不但要求费迪南二世给予自己不受限制的全权，实质上在这期间也与瑞典和萨克森人在取得联系，华伦斯坦佣兵自重的情况在吕岑会战之后愈发得到了体现。
虽然吕岑之后皮科洛米尼等人都向费迪南告发过华伦斯坦的“异常举动”但费迪南还是保持了克制认为这些情报的准确性都是“无从查核”的，而华伦斯坦在施泰瑙战役之后放走波西米亚新教起义军领袖图恩，虽然动机不明，但费迪南已经彻底怀疑华伦斯坦，之后1634年华伦斯坦使其军官签署“比尔森决议”，这个消息由效忠皇帝的军官传到费迪南身边时，费迪南已经才彻底决定对华伦斯坦“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