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民国是最近的春秋，那先生们犹如华夏的背影，已渐行渐远。“莫放春秋佳日去，最难风雨故人来”，初看是喜语，再看是痛语，再再看，或许看出一些旷达。
民国的学者、政要、作家、名士，纵有诸多称呼，终不及“先生”二字，来得亲近且大气，可以俯身，可以仰望。这在当下虽是个加上姓氏就被常呼的字眼，却又是个能让人遥想到鞠躬的场景。
先生，几千年的敬语，也被冬烘过，也被秋杀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私塾和学堂已远，戒尺和鞠躬已远，破四旧里，先生落魄；几十年后的市场化中，先生贬值，或被作价。教育大景，江河日下，狂走黄沙。
百年国史已有镜鉴：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民力丰沛、国体向上；教育衰，纵四海平定、歌舞升平，也社会浮躁、未来迷茫、振兴乏力。
他们也曾身为学生，唯理想至老不灭，或者说破灭一次，再理想一次。在波澜壮阔的文化民国、烽火连天的战乱守拙、大江大海的南渡北归里，他们宛如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
蔡元培:大学教育的长者，小学课本的童心
蔡元培先生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延揽人才的教育体系，奠定了中国大学的根基。在他看来，大学需要多元的思想碰撞，无论是革命派的陈独秀，还是留辫子的辜鸿铭，只要有专长，都能到他的大学里教书。如今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莫过于他曾想用美育来代替宗教，编写的民国小学教材，可谓是“大学者编小课本”。
胡适:儒雅之河，静水流深
相比鲁迅，胡适温文尔雅、待人和善，他说“容忍比自由重要”。他曾写信劝说周氏兄弟：“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少年朋友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令人惋惜的。”胡适坚持使用白话文和白话诗，无论遭多少人骂，他照样去做。他用理性的、温和的方式，开出一条天地相通的大道。
梅贻琦:联大八年寒梅，清华一径新竹
梅先生瘦得风骨，默得儒雅。至今回望西南联大的旗帜，犹显妖娆。赴美期间，他曾一直紧攥着“庚子赔款”的钱袋子，甘于自我拮据。实际上，即便当年执掌西南联大，太太为了补贴家用，也要做饼去卖。1955年，梅贻琦回到台湾新竹，筹措清华大学复校，上面催着要快要大，但他坚持先从研究所一步步办起，蒋介石也只能认同。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许多年后，印证了先生是对的。今天的台湾清华，规模不及台大的一半，排名却在台大之前，更无须比照对岸硕大无比的胞校。
梁漱溟:人生辩论会，诤言独高远
100年前的北平，四位志趣相投的少年，把盏谈理想，而后立意：自此不互称大哥二哥，各以短处总结一字相呼，以资警惕。梁姓同学得名“傲”。而梁漱溟也以此充分演绎了其独具风格的一生，尤其因他与最高领袖的一次公开辩论，更被直接“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先生很早就做乡村建设实验，发动农民成立自己的组织，争取自身的利益，倡导“伦理本分，职业分途”，没有势不两立的阶级，融汇西方现代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优点。时光是终裁法官，以细节和大节，印证了他“傲”得正。
梁漱溟:人生辩论会，诤言独高远
100年前的北平，四位志趣相投的少年，把盏谈理想，而后立意：自此不互称大哥二哥，各以短处总结一字相呼，以资警惕。梁姓同学得名“傲”。而梁漱溟也以此充分演绎了其独具风格的一生，尤其因他与最高领袖的一次公开辩论，更被直接“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先生很早就做乡村建设实验，发动农民成立自己的组织，争取自身的利益，倡导“伦理本分，职业分途”，没有势不两立的阶级，融汇西方现代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优点。时光是终裁法官，以细节和大节，印证了他“傲”得正。
陈寅恪:学问是命的另一面，撑着独立自由
陈寅恪先生治学，如暗夜秉烛，而他自己本身也是暗夜一烛。喧嚣白昼之后的盲者，午夜抚史，端坐旧藤椅，目光如炬，洞彻史实和现实。好友王国维自杀时，陈寅恪仿佛也死过一回，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直活下来。他以德式研究的缜密，穷究东方文化的博大沉雄，纸中夹着故国百万雄兵。先生远去，却在《柳如是别传》中留下影子，那个反清复明的风尘女子，便是风云女子。彪炳千秋的不是威权，是威权下弱弱的不屈、默默的抗争。
马相伯:为叫醒中国，自称是“叫了一百年的狗”
在马相伯先生百岁时，上海时尚杂志《良友》登出他的肖像，国共领袖同声道贺。而他梦里不知身是客，喊着杀敌，客死异乡。先生的百年人生，与中国的百年屈辱抗争平行，寿高则多辱，而他倾囊于一个复旦，抬升着东方的希望。如果我们今天还能听到老人嘶唳的吠叫，一是后辈敏感的心，二是国情使然。
张伯苓:津门一户南开，进出多少荣辱
伯苓先生的影像憨态可掬，却是行走江湖的侠士。当年左翼有人指责他建校募集的是官僚乡绅的臭钱，老先生讷讷地说：我就是个挑粪工，用粪土培育你们鲜花啊。先生一生只做南开一件事。蒋介石敬重他，抗战最艰难时依然资助办学，败退台湾时留下飞机，待他南渡。蒋介石临终前，还向儿子蒋经国询问伯苓先生百年纪念会的筹备情况。后来，先生最后连南开的校门都进不了。那个无法言说的年代，人们开始把粪桶泼向这个一生向善兴学的老人。
竺可桢:时事风云难测，守拙浙大气象
可桢先生是气象学者，1936年危难之际，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是一次意外的拐弯，却拐出一片别样的风景。他身材瘦削、举止优雅，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貌似苦行僧，而眼镜后面的光泽，却是“温厚的光辉”。1949年后，他对来访的新政权代表有过一番发自肺腑的赞许和提醒。他一生谨言慎行，行政职位一路上行，却终究无法挽回，当过远征军的儿子死于非命。他能预测天上的风云，却弄不懂天下的政治风云。
晏阳初:平民教育，用花的念想培土
晏阳初先生早年到欧洲办报，欲教育知识贫瘠的华工，却在收到一位华工的书信后，发现被华工教育了。自上世纪20年代开始，先生致力于平民教育七十余年，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与陶行知先生并称“南陶北晏”。抗战初期，他辅政湖南，先把冗官裁了一多半，民主选举出一些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使湖南成为抗日中坚。即使最后大陆没有了他平民教育的空间，去非洲、东南亚照样守护花的念想，让联合国也为这个几无国籍的人，致以人类的敬礼。
陶行知:身体力行，走过大地春秋
陶先生做事就是四个字：身体力行。他不畏官、不怕穷、不惧难，他喜欢孩子、喜欢顺口溜、喜欢学校。他知道学校能消灭监狱，知识能抗衡独裁，行动能打破专制。而他还能用知和行造字，再把这个字身体力行地用到自己身上。而今遍及全国的行知学校和育才学校究竟怎样，先生可知否？后生如何行？
先生，一个称谓，一种修为，先生，留给我们的，希望不只是背影，而是一种精神，光照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