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6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孔子说：“居于统治地位的人，不能宽宏大量，行礼的时候不恭敬，遇丧事时不悲伤哀痛，这个样子，我怎么看得下去呢？”
礼作为良善的法律和道德规范，是用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使社会能够安定和谐的。但“礼”是已经固化了的制度规范，并不能完全适应灵活多变的“行义”需求。因此，对足以“行义”的制度规范，要勤勉而行；对不足以“行义”的制度规范，则要慎重而行。也就是“为礼”要“敬”。
“为礼”最怕“深文刻法”。所谓“深文刻法”，就是只以严苛的法律条文施以“惩罚”，而无视法律的初衷乃是“行义”。“深文刻法”对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毫无益处，甚至大有弊端。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说的就是为政者不应“深文刻法”的道理。
在《论语》“学而篇”中，我们曾学过孔子“节用而爱人”的章句。其中的“爱人”，意为“爱护部属”，与“居上”宜“宽”，实际是同一个意思。居上位、做领导，必然要领导团队。若不能宽厚待人、爱护部属，就不可能有效地领导团队开展工作，其工作效率和工作效果便难以保证。
孔子强调，居于上位的领导者，为政宜宽，执事宜敬，临丧宜哀，这就是礼制在治政中的具体运用。其中，为政宜宽和执事宜敬，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这里所谓的“宽”不仅指宽仁的政策，还应包括领导者做人眼界和胸襟的开阔。如果为政严苛，为人精明，必然使人畏惧，离心离德。若是没有宽容的胸襟，眼界狭隘，领导者就很难吸引人才，不会有大的作为。
①东汉末年，袁绍与曹操二人在政略、用人等方面，就有着鲜明的区别。我们先说袁绍，他在表面上是有些小聪明，但其本质上却是个刻薄猜忌、器量狭窄的人。他虽然喜欢招揽贤才，却很少听取他们的合理建议。在官渡之战失败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反省检讨自己的失误，而是为了顾及自己的颜面，杀死了多次劝谏他不要攻击曹操的参谋田丰。而曹操则与之相反，他在宽以待人这一方面做得很好。比方说，他宽恕了曾经背叛并杀死他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和大将典韦的张绣，并与其结为姻亲，终生优礼有加。官渡之战后，他宽恕了与袁绍暗通款曲的朝廷官员，在极大程度上获得了广大士人和军民的拥戴。此外，他还任命了写檄文大骂自己的陈琳，与其尽释前嫌。曹操的策略，是典型的居上以宽，其效果有目共睹。可见，居上以宽的政略有时比绝对的政治或军事力量还要有用，居上者倘若能够明白这一点，何愁天下不会太平。
②宋真宗赵恒的第六个儿子，也是清代小说《三侠五义》里“狸猫换太子”中的那个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宋朝第四位皇帝，宋仁宗赵祯，他是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出了名的极仁慈的皇帝。
有一次用餐，他正吃着，突然吃到了一粒沙子，牙齿一阵剧痛，他及时吐出食物来，还不忘对身旁陪侍的宫女说：“千万别声张我刚吃到沙子，这对于做饭的人来说可是死罪啊。”对待下人的过失，赵祯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不适和难受，而是下人因此而可能遭遇到的不公平的祸害。
赵祯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及时反省自己，约束自己。谏言之臣包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包青天，屡屡犯颜直谏，甚至跟赵祯说话时其唾沫都飞溅到赵祯脸上，但赵祯一面用衣袖擦脸上包拯讲话时飞过来的口水，一面还认真聆听包拯的谏言，虚心接受包拯的建议，竟丝毫没有怪罪过包拯。
有一次，包拯反对任命仁宗宠妃张氏（即温成皇后）的伯父张尧佐为三司使，赵祯便改命张尧佐为节度使，包拯愈加激烈地反对，带领七名言官与赵祯理论。赵祯生气地说：“你们是想说张尧佐的事吗？节度使是个粗官，为什么还要争？”言官唐介不客气地回答道：“节度使，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都曾经做过，恐怕不是粗官。”赵祯最终采纳了言官的建议。他回到后宫后，对张氏说：“你只知道为你伯父要宣徽使，你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吗？”
赵祯对读书人也很宽厚。嘉祐年间，苏辙参加进士考试，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如今宫中美女数以千计，国君终日里饮酒欢歌，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赵祯看了后，却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嘉奖给他特别的功名才是。”
赵祯尚德缓刑，遇到疑难案件，尽量从轻发落，即使对“煸动造反”的，也能区别对待，分清是真要造反，还是发牢骚。当时，四川有个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写道“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把他缚送京城。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条，此人应予以严惩，赵祯读了此诗后，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就授其为司户参军。
赵祯在位期间，北宋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宋史》赞曰：“《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史家将其在位及亲政治理国家的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他统治时期的大宋群星璀璨，像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苏洵，包拯，柳永，张先，晏殊等大家，都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
居上宽以待人的话，下属感恩戴德，就更愿意加倍地在工作上兢兢业业，这样上下同心，其利断金，自然会把事情越办越好。
除宽厚待人以外，孔子还讲到，在上为礼时，也要心怀敬意，否则的话，就得不到下属的尊重。还有，一个人喜怒哀乐也要发自真心，这样才能感动人。而如今电视新闻上很多官员在镜头前掉眼泪，抹眼泪，却一点都得不到老百姓的同情，是因为老百姓明眼一看，就能看出来那人是在演戏，是敷衍了事，其眼泪不是流出来的，而是挤出来的。《庄子杂篇·渔父》中，庄子就讲：“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
对此，钱穆先生也说：“谓苟无其本，则无可以 观其所行之得、失。故居上不宽，则其 教令施为 不足观。为礼不敬，则其 威仪进退之节 不足观。临丧不哀，则其擗踊哭泣之数 不足观。”
孔子一直都主张“德治”、“礼治”，而“德治”，“礼治”的前提是主政者自己需先在德和礼上下功夫，做出表率，进而产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的效果。如果自身的德性不够，自然德不配位，必有殃灾；自身行礼时不敬，自然也无法得到老百姓的敬爱。
作为“居上”者若是没有宽宏的度量，就不会有开阔的胸襟和远大的目光，当然也就无法领导属下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此外，为礼以敬也很重要。有些领导者，表面温良谦和、礼貌备至，但是其内心却没有半点儿诚意。谁都不是傻子，你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大家心里明镜似的。领导者若能真正礼敬臣下，做臣子的多半会誓死效忠。如果得到下属和民众的真心拥护，没有做不成的事。
“礼”固然有其烦琐的一面，但其珍贵的精神价值不可忽视。同时，作为领导者，如果能精熟礼制，就会心领神会，能够融会贯通，从礼制之中找到很多有效的政治策略和管理方法，能有效推进事业的发展和进步。礼之义，深矣；礼之用，大矣！
“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看似三者，其实则一，其所为皆属不仁。三者有其一已不配为政，而有的为政者居然三者俱备。不仁若此，也难怪夫子叹曰：“吾何以观之哉”！
孔子主张“仁道”，当然是对于所有人而言的，但尤其是对在位当权的为政者而言的。因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只有为政者“为政以德”，以身垂范，仁道才可能畅行于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