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村上龙作为一个“反体制者”，本身毫无疑问是失败的。他想为受体制所困的男人们开脱，却只句不离物化女性的体制思维；他蔑视日本文坛，思想却和坂口安吾笔下的堕落者别无二致；他信奉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赌咒发誓日本的未来毫无希望，“才能平庸”者令人厌恶，却又觉得新一代能通过努力自我实现。他就像《69》中的矢崎剑介：搞文艺盛典，校园封锁，内核不过是想睡女孩，半夜里在老师办公室桌上拉屎——“讲尧舜之言，行桀纣之实”，讽刺批评到最后，把自己骂的狗血淋头。
但他也不是不明白自己的逻辑无法自洽，这也正是他迷茫的最初原因。所以后来他还是通过作品给了两个答案：要么像《伊维萨》或是《寄物柜婴儿》，试图找到自己社会属性以外的意义，然后幻灭；要么像《孤独的美食家》《所有恋爱都是未知的》，沉浸在中产迷梦，换一种方式接受生活。
其实这两个答案给的都不好，龙本身而不是他的文学作品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从那个滥交、吸毒，却又在倾盆大雨下一边狂飙到飞机场一边建着思维宫殿的迷失少年，成长为了写广播剧、编电子杂志、拍电影、烹饪、旅游、听音乐的文化先锋。他既没有因存在主义的困惑一蹶不振，也没有像很多老年嬉皮士一样碌碌无为而终。他一直像20岁那样喊着叫着，却也学习着新的文化，保持着谦卑的态度。
在《无限接近透明的蓝》的最后，龙离开了丽丽的公寓，追逐他看见的鸟。他最后又和丽丽相见了吗？他把鸟杀了吗？奈何生活给不出两全的答案，但我想这答案一定会让年逾花甲的他无愧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