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跟经济状况、公共服务息息相关，摘录几篇文章供参考：
1.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国有企业下岗改革是转型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产生了相应的社会成本。[1]基于199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人数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因果识别。研究发现，下岗职工人数越多的省份，其后经历了更高的犯罪水平。在考虑了可能存在的衡量偏误和遗漏变量问题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2]
2.安居乐业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据美国犯罪学研究，失业率与犯罪率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失业率每增长1%，犯罪率增长5.7%。下岗失业人员不仅在物质上陷入困境，同时在精神上也普遍感到悲观失望。曾经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成员的下岗工人，从过去让人羡慕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落到现在的社会最底层，内心世界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这种心理落差促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社会产生了一种仇视心理，一旦发展下去，必然会有一些人走上非正常的诉求道路。如静坐、示威、漫骂、盗抢、扰乱公共秩序等方式来报复社会、报复他人，以求得心理的平衡。下岗现象刚刚产生时，一些改制企业的领导被下岗失业工人杀害，一些失业人员动辄静坐上访闹事，就是下岗失业人员走到社会另一个极端的表现。[3]
3.去年年初（2009年），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运行机制改革全面启动，全市8000多名民警都要下岗后竞聘。太原公安局接受采访称，改革正向纵深发展。改革后，太原公安局一二级机构精简过半。与此同时，2009年，抢劫类、抢夺类、盗窃类警情分别下降了51%、33%和23%，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常理是，机构精简、警察下岗后各类警情相应增加。因为“警察是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神”，“保护神”都下岗了，犯罪分子的头当然重新抬起来了，犯罪率能够不大幅上升吗？可是，令人无比震惊的是，犯罪率不光没有因此上升，相反，犯罪率还大幅下降，抢劫类犯罪率甚至下降超过五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有人说，这和太原公安实行聘任制改革有关。以往，警察端的是铁饭碗，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还是一个样，所以，警察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并不高，并没有把维护社会安全当成是己任，社会治安能够好起来才怪。
而在实行聘任制之后，就等于在警察内部引入了竞争机制，产生鲢鱼效应也就在所难免。警察的紧迫感增强了，责任意识提高了，比先前更加勤政了，社会治安自然就好转了，人们的满意度当然提升了。
我并不否认犯罪率下降和聘任制改革有关，但问题是，机构精简、警察下岗后犯罪率下降又是怎么回事呢？这里面包括两个问题，也就是两种可能：第一，警察下岗导致犯罪率下降只是一种巧合，也就是说两者并没有必然联系，犯罪率下降是沾了聘任制改革的光；第二，警察下岗导致犯罪率下降背后大有文章，其隐喻是至少部分警察在事实上充当了犯罪分子的“保护伞”，“保护伞”没有了，犯罪分子当然有所收敛了。[4]
4.本文利用1988-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重新考察了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失业率对犯罪率的影响。在同样面临着无法获得充分统计数据的约束下，相对于现有的研究而言，本文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首先，本文并没有发现明显的证据支持省内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增加该省的犯罪率；其次，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将民工进城导致的流动人口增加与犯罪率上升联系起来，中国犯罪率上升与“第五次犯罪高峰”出现与中国在2000年左右出现的城市劳动力失业率跳升有关，它一方面会直接推动失业者走向犯罪，特别地，由于地方政府的各种最低生活保障和其他社会保险没有覆盖民工，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失业后会更加脆弱，并因此而具有更高的犯罪倾向。在上述过程中，城市地方政府在劳动力市场上对民工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歧视性政策，加剧了民工失业对城市居民失业的替代，而由于失业的民工更加脆弱。所以，城市地方政府的歧视性就业政策在中国犯罪率上升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虽然本文的结论也表明了中国的“第五次犯罪高峰”与民工进城有关，但是它与现有文献关于流动人口犯罪的论断有着本质的区别。本文认为：如果不出现城市失业率的上升，如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失业后也能得到社会救助，则“第五次犯罪高峰”未必出现和持续。因此，本文的政策建议也完全不同于以往。以往的政策建议是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法制教育和管理，或者采取措施控制流动人口的规模。而本文得出的政策建议则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要尽快建立覆盖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例如最低生活保障)与救助体系，特别是针对在城市失业的民工的救助体系，以降低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失业后的脆弱性与犯罪动机。第二，城市政府看似可以很简单地颁布一些就业政策以使得民工失业替代城市居民失业，以“腾笼换鸟”的方式实现“城镇登记失业率不上升”的目标，甚至还可以针对雇用民工而设立各种收费制度来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但是这种政策可能把脆弱的失业民工推向了犯罪的边缘，所以中央政府要推动城市政府消除在劳动力市场上对于民工就业的歧视，促进城市劳动力市场更好地发育，取消城市政府针对民工就业而设立的收费、各种证件等管理制度。第三，从长远来看，通过各种途径增加城市的就业岗位是降低失业率和降低由失业率上升导致的犯罪率上升的最根本途径，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了失业问题，才能够消除推动中国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力量。[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