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虽然已经初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但劳工权益始终是一步慢，步步慢，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劳资双方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过劳的问题。
岛内除了高科技半导体业外，还有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中低端制造业工厂，工人存在着普遍的低薪、过劳的现象。
台当局于1998年开始试点“公务机关”双休制度，但直到2015年，除公营事业、公务人员和学生外，其他大部分行业都无法做到“周休二日”。
蔡英文2016年竞选期间，与厂商座谈时称：“老实说，我也真的觉得，台湾劳工的假确实休太多了。”
反倒是当时的国民党，已开始着手落实一周40小时工作制，但对应的是，删除了七天法定假日。
时任社会民主党主席的台湾大学教授范云对蔡英文的言论做出了猛烈抨击。
范云拿出数据，证明台湾地区劳工的工作日，每年比日本多50天，比德国多94天，“身为最大在野党的主席，说这种话实在太离谱”。
考虑到蔡英文发言的背景是一场企业家座谈会，讨好资方的态度不言而喻。
对于马英九版本的“删除七天法定假日”，民众已骂声一片。
因为原本法律所规定的两周工作84个小时变成一周40个小时，每周多休息的两个小时正好和被砍的七天假期大致对等，相当于没放假。
蔡英文当局的首任劳动部门负责人郭芳煜为了平息坊间怒火，在2016年5月24日就宣誓，“先恢复七天法定假期，一个月之内提出‘劳基法’修正案”，就此拉开了改革的序幕。
立法机构在老柯（柯建铭）的牵头下，密集展开座谈，最后决定维持马英九砍掉七天法定假的决策，但附上了“一例一休”的修正案。
所谓“一例一休”，意味着员工在七天之内有一天例假，一天休假。
例假为强制性的休假，休假为劳资双方约定的假期，员工可自行选择是否加班，名义上保留了“弹性加班的空间”。
民进党的“劳基法”改革方案同时增加了年休假的天数，从入职六个月的新员工到10年的老员工均有不同程度的优待。
此法一出，劳资双方皆大为震惊。
例假，原本是雇主不能要求员工上班的日子，即便遇到不可抗力因素，必须要员工上班，日后也要补休，并支付加班工资。
而休假非强制性休息，资方有权支付加班工资召回员工，这就给了资方操作休假的巨大空间。
劳工原本期待民进党能落实“周休二日”，结果弄出“一例一休”，与他们的期望相差甚远。
与马英九改革前相比，民进党版的“一例一休”主要影响的是中下阶层劳工。
先从砍掉的七天假说起：原本周休二日、法定节假日不放假的劳工不受影响，有法定节假日的劳工白白损失七天法定假期，多是公务人员。
广大单休但有法定节假日的劳工权益受损最严重，他们不仅被砍掉七天法定假期，同时并不能改变他们单休的命运。
况且被砍掉的七天假期还包括蒋介石诞辰日这种政治意味极重的纪念日，其中含义不言而喻。
有些朋友可能有疑惑了，这明明是“一例一休”的双休，怎么还说是单休呢？
如果一个底层劳工的老板要求在“休假日”加班，他能够拒绝吗？如果不能拒绝，其中的“一休”形同被剥夺。
法律上休假日加班要支付加班工资，但由于台湾的劳动稽查不严，绝大部分雇主即便不支付加班费，工会力量又薄弱，劳工也难以维权。
资方一方面想尽办法克扣加班费，一边痛斥民进党增加他们的用人成本。
企业主应对“一例一休”还想出了糊弄检查的新举措：降低员工的基本工资，将与原工资的差额拿来支付所谓的“加班费”，实际薪资可以保持不变。
纵观各国工作时长和薪资的数据，台湾地区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
和同是亚洲四小龙的香港和韩国相比，台湾在2002—2012年间的平均薪资年化增长率是0.3%，而韩国为5.34%，香港是6.86%。
与缓慢的工资成长相对应的是过劳。
如果范云拿台湾与日本、德国等老牌发达国家相比太过不公，那即便是与包含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OCED（经合组织）比较，台湾地区的年均工作时长也位居前列。
OCED国家劳工的年均工作时长是1766个小时，而台湾劳工每年的工作日整整多出了42天。
是台湾人特别勤劳吗？
不然也，是资本将疯狂压缩人力成本当作是台湾企业保持市场竞争力的利器。
资方对于“一例一休”的不满主要是集中在人力成本上涨上。
其实前文说到，资方有千百种方法调整薪资结构控制人力资源成本，但在商品和服务上，资方又不肯吃亏，顺势在“一例一休”实施后涨价，增加消费者的负担。
这无疑是劳工大输，消费者和守法商人的小输，只有不法商人得利的改革。
针对社会上的“双输”、“三输”评论，行政机构发言人徐国勇拿出了质量守恒定律来教育记者：“工资、工时、企业获利三者加起来，一定是得到一个共同数字。”
当局协调劳资双方矛盾时天然受到政商关系的影响而倾向于资方，但政策又不能完全跳票，只好弄出一个“一例一休”的怪胎。
稍不顺心，企业动辄以迁厂到大陆和东南亚为由威胁当局。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喊出“共体时艰”的口号，用滥情绑架广大的劳工。
台湾当局对于劳动的监管失能一方面使得台湾劳工权益得不到维护，舆论和劳工本身的觉悟不高则是另一方面。
劳工团体日常运作早就沦为形式，保障意识和团结不足。
而且如果有工人抱怨加班强度太大，就会被工友和舆论指责是“懒惰”，“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更有甚者会主动加班，认为我加班养家糊口赚钱何错之有，间接带动劳工之间的恶性内卷，形同“工贼”，这是资方所乐见的现象。
劳工的休假权益受损只是表象，背后是长久以来的经济结构问题。
“2016工斗连线”的口号将矛头直指民进党：左手拿劳工的票，右手拿资方的钱！
听闻12月2日民进党要强度关山，依靠人数优势表决通过“劳基法”修正案，各路劳工团体聚集在立法机构周边强烈抗议。
中午休息期间，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从青岛东路侧门返回立法机构，被愤怒的民众逮个正着。
老柯在立法机构实际掌权，正是劳工团体泄愤的对象，双方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60多岁的老柯被推倒在地，半天起不了身。
蔡英文在劳工团体发动绝食抗议的纷纷扰扰中表现得十分痛苦，破例为此接受了《苹果日报》的专访。
“对民进党来说，这是有史以来最痛苦的事，非常痛苦，因为中小企业也是民进党长期伙伴，但劳工本就是我们民进党心中最柔软的一块。”
台北市劳动局局长赖香伶对蔡英文的讲法十分不以为然，她认为症结所在就是被砍掉的七天法定假日，言下之意就是若在改革过程中恢复七天假日，争议也会少很多。
劳动部门负责人郭芳煜因为“一例一休”卸任后，随即表示，只要他接了“一例一休”这个烫手山芋，就必然会下台。
郭芳煜黯淡的背影下，聚光灯对准的是新任负责人——林美珠。
她是谁？
蔡英文的表姐。
民进党一向是宽以律己，严以待人。2009年马英九的大姐马以南出任民间团体“总产业政策委员会”生物技术分组的召集人，被民进党轰成是“超级大门神”。
爱惜羽毛的马英九为了避嫌，索性劝妻子周美青、大姐马以南、大舅子周伟奇通通辞去企业的职务。
曾任马英九副幕僚长的罗智强曾说过，若马英九用自己的表姐当部门负责人，早就被丢鞋。
马英九政治手腕粗糙，虽也有私心，但一如明朝的士大夫群体，在私德方面挑不出什么毛病。
换做是其他的国民党政治人物，也难以做到像马英九一般“恪守分际”。
反观蔡英文治下的民进党和行政机构，俨然成了酬庸自己人的工具。
林美珠执掌劳动部门，勉可称得上符合晋升规范，行政历练丰富。
但表姐夫吴明鸿既然在蔡英文任内三次被拔擢，一度担任最高行政法院院长，蔡英文就不要怕被外界说闲话。
即便表姐和表姐夫的确能力出众，“资历和专业可能有资格担任，但绝非唯一人选”，若林美珠升职，吴明鸿应避嫌，反之亦然。尤其是吴明鸿的任命，难让人信服法院可以做到真正的公平公正。
至于司法上的担忧，马英九的黑历史不就是在马王政争时，听信黄世铭公报私仇之言，未审先判王金平、曾勇夫关说，借此打击王金平的政治能量。
而吴明鸿几年大法官当下来，鲜有恶评，蔡英文表姐夫也不是他的原罪，但的确是吴明鸿甩不掉的包袱，主要是看他是否能公正无私，不沦为民进党的政治打手。
待到吴明鸿届龄退休，无论蓝绿都必须承认，吴明鸿面对巨大舆论压力，做得还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