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定有亡国的危险，但有变成北明、南明的危险。
只要当时的大明朝廷敢迁都到南京，北方局势恐怕就立刻变得难以收拾：大明皇帝被俘虏，大明朝廷跑了，那整个北方立刻会谣言四起、人人自危——大批守土官员要么弃地而逃，要么干脆绝望之下投降瓦剌，余下的明军只能各自为战，因为既得不到高层指挥，也得不到支援，甚至得不到正确信息，会变成没头苍蝇一样，陷入困境甚至崩溃，即便坚持的也会被敌人分割包围一个个消灭——很多地方都可能被瓦剌传檄而定。
所以于谦坚守北京是正确的。只要朝廷抵抗决心坚决，那么中低层官员和剩余的军队就会看到希望，知道朝廷没有抛弃北方、没有抛弃自己，自己的努力、战斗和赴死都是有意义的，军队和地方官员即便暂时失去指挥，也会尽可能坚持、尽可能勤王。
人心、信心、决心，有时候比物资、武力这些更加重要。只要不是朝廷丧尽人心，成为独夫民贼，那么只要信心和决心在，外敌入侵再如何猛烈，一切都有挽回的余地；反之，如果决心和信心丧失了信心，那局势就有崩盘的危险。
如何让自己的民众有强烈的信心？那就要朝廷自己有坚决抵抗的决心。
宋真宗时期的寇准就深知这个道理，坚决反对朝廷南迁的动议，强烈要求皇帝北渡黄河，展现决一死战的决心，因此才有了檀渊之盟。
明朝嘉靖也知道这个道理，哪怕蒙古人打到了北京近畿，也从没有想过逃跑到南方去，自然勤王军云集。
明朝崇祯为什么不南下？因为他没有上帝视角，总以为还有机会。一旦南下了，北方就再也不是大明的天下。
毛主席也深深知道这一点，在蒋介石重兵云集之下，哪怕延安守不住，也要留在延安打游击，不是不可以东渡黄河去西柏坡，而是不能在这种形势下去西柏坡，一旦在重兵之下逃离延安，那就是“政治上破产”。什么是“政治上破产”，就是失去人心，导致相当多的中间派投降敌人一方，导致相当多的支持者变得犹豫不决。
反面的例子就是靖康之难，北宋怎么看怎么没到灭亡的时候，抵抗力量依然强大，甚至第一次东京保卫战还保住了，如果不是宋徽宗、宋钦宗太过拉胯，在战和之间犹豫不决、心存幻想，导致军队和官员无所适从，怎么可能北宋就这么灭亡了？！
所以土木堡之变，如果留在北京是主和派占据了上风，朝廷出逃，人人自危，那么北方可能就不会为大明所有，南明将会提早一百多年出现。
